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未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条建议而启动合宪性审查。

[11][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比如，世俗时代的知识分子通过思辨可以发现历史进程的秘密。

[6]实际上，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需要重新认定形而上学（哲学思辨）的合理性，以理性的有限性、可争论性为前提，去重新认识人与政治的秩序。[美]尤金·韦伯：《沃格林：历史哲学家》，成庆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一，对经验事实不加区分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一种事实之间的平等主义。[5]简言之，发现的任何知识都应该以经验作为支撑。

[8]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5页。人如果只徒有其纯粹的人性，而缺乏‘由爱塑造的信仰，就是魔性的虚无，这个洞见被基督教极端清晰地揭示出来了，传统上称之为启示。[25]伴随科技发展，超人类主义逐步游走在瓦解人的主体性的边界，动摇现代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挑战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独特性地位。

[53]参见王蔚：《宪法学视角下的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评析》，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或与大脑极限有关的限制，如保持记忆、更有效地部署他们的神经元、更具创造性。[1]中国古典思想与超人类主义也有相通之处，主张人类能够支配自己以克服自然进化的限制。直到几年前，医学技术的唯一目的还只是治疗疾病和缓解痛苦，挑战是如何延长生命。

[19]此外，人类在追求更高、更快的过程中，各类体育赛事的原初目的是鼓励运动员们通过训练逐步提升自我，反对服用药品进行不公平竞赛。在反对人体改良的观点中，哈贝马斯人降生的偶然性恰恰为人带来自主性的观点是重要论据之一。

法国法律适用于胚胎干细胞的法规逐渐放松了禁令，肯定胚胎干细胞在提供人体细胞的能力方面给予人类诸多治愈疫病的希望。从域外法观察，在个体是否自由处置身体的问题上，欧洲判例法似乎在两种方法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赞成个人的自决。[13] 此外，诸多国际宣言和国际机构，如1997年《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2003年《人类遗传数据国际宣言》、1997年通过的《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科学家群体在波多黎各会议的公开信以及各类未来科学机构如人类未来研究所（FHI）、生命未来研究所（FLI）等均试图对治疗和改良划分明确的界限。尊严权要求首先确认什么是人的身份（lidentité），常规医学行为并未实质上干预生命进程和人之原始属性，生命始终保持了其固有的自然样态，例如婴儿存活率的提高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均是尊严得到有效保障的载体。

[8]关于超人类主义的思考在我国目前更多的来自哲学领域的学者，[9]他们更多关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之间的差异：从增强技术发展的事实到关于增强技术的伦理价值判断，从描述到论证新兴权利是否可能。因此，本文从当事人要求完美健康权的诉求与国家保护健康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出发，论证健康权的集体和代际面向如何承载客观法秩序的统摄功能，协调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实现人类权利的自然演进。人类社会因为安全、健康诉求，需要身体素质更强的士兵和消防员，需要通过人工智能调节血糖水平的应用程序……治疗性和改善性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轻易被超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他们想活多久。

[6]如何实现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均认可的健康存在诸多困难。[34]参见姜涛：《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

1.完美健康的追求与平等权 在超人类主义下，完美健康能否平等实现存在双重悖论。健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产物，受到历史、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影响。

[20] 在基因治疗发展为基因改进的大趋势下，富裕人群具有通过基因编辑变成超级人类的冲动，面对此类不平等的风险，法律规范需要调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就生物医学而言，更是在不断重塑对生命的理解，而这一理解恰是一切权利和道德思考的关键，这势必引发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关键词:  超人类主义 完美健康权 基因编辑 人类增强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作为身体和精神上均为独特的存在，目前正受到一场由遗传学、技术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助推的影响。[29]法律规范可以划定一个范围，以人格权为部分载体，规定尊严不可逾越的边界。[33]孙海波：《基因编辑的法哲学辨思》，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

但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不再把上述行为作为自己独有的责任和义务，转而更加强调个体对自身健康、生命方式的责任承担，技术进步本身即使是善的也需要社会伦理规范校准。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第1款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

[26]孙海波：《基因编辑的法哲学辨思》，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例如，鉴于捐赠器官的短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团队正在研究利用动物作为宿主为人类生产器官的可能性。

因此，把治疗医学和改良医学对立起来在规范和实践中均是艰难的，上述有关治疗和改良的差异已经在个例中逐渐消失，超人类主义相关学术讨论中支持或反对的依据也开始失焦。研究团队透露，已经使用CRISPR-Cas9技术将人类干细胞引入仅一天大的猪胚胎，猪妊娠28天后，猪的胚胎实际上含有人类细胞，其中一些被编程成为胰腺。

然而，个体与社会均有完美健康权的期待，例如，针对有个体生理缺陷不能怀孕的自然人个体，在治疗过程中运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同时对人类胚胎进行改良。[32]刘长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与生命法学之证成》，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1期。[42]法国1994年7月29日关于尊重人体的第94-653号法律以及关于捐赠和使用人体元素和产品、关于生育医疗援助和产前诊断的第94-654号法律。超人类主义者提倡平等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个体，让每个个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自己的生活。

另一方面，通过提炼集体健康、代际健康等社会连带诉求，转化为立法，实现对现有技术的规制。[50]目前仅能确认的是，个体不能随意放弃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权利，同意不得成为健康权和尊严权等基本权利的绝对限制条件。

究其原因，生物医学增强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行动范式，促使生命科学技术从将个体由疾病恢复到正常转变为塑造与增强生命本身，从而导致技术、政治、法律和道德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型生命政治空间。张新樟、汪建达：《技术伦理如何避开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约纳斯〈责任的命令：寻求技术时代的伦理〉解读》，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8期。

此外，我国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献血法》《执业医师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等十多部单行法律、四十多部行政法规和众多行政规章，但几部重要立法都是在出现较大公共卫生事件以后的回应型立法或被动型立法，存在价值错位、立法仓促、宣示意义大于规范意义等弊病。例如，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人类改进权利的存在？我们是否应该发展人类尊严的概念并更好地界定其轮廓？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法律和道德控制，以更好地鼓励进步，避免地下非法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人类的有益改进应该具备什么伦理框架？在具体的权利实现层面，或许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损害赔偿请求的问题，如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存在受试者和基因编辑婴儿两类受害人，如何分别在法律上确定请求权基础还是未解之题。

有学者认为，客观法的再主观化在我国法律中也存在。由于人类是一代又一代的，所以后代人的权利也构成人类权利的一个方面，[38]代际平等下的代际信托论主张每代人既是受托人又是受益人，受托人不仅是为了相邻近各代的利益，而且为了所有未来各代的利益。麦克斯·莫尔作为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指出个体不再需要容忍疾病、衰老和死亡对其所施加的某种意义上的专断与暴政。[16]郁喆隽：《对未来科技的哲学审思》，载《书城》2021年2月号。

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则在《反对完美》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几种人类增强技术可能带来的不平等，例如肌肉力量、记忆能力、身高以及性别选择的增强技术。例如，我国道家信奉炼丹术追求长生不老，传递着古人对自身能力不断超越的诉求。

[43]CC n°94-343/344DC 27 Juillet 1994. [44]C. Neirinck, ?L'embryon humain: une catégorie juridique à dimension variable??, Recueil Dalloz , 2003, p.841. [45]Loi n°2004-800 du 6 ao?t 2004 relative à la bioéthique, JORF n°182 du 7 ao?t 2004, Texte n°1. [46]Loi n°2011-814 du 7 juillet 2011 relative à la bioéthique, JORF n°0157 du 8 juillet 2011, Texte n°1. [47]Loi n°2013-715 du 6 ao?t 2013 tendant à modifier la loi n°2011-814 du 7 juillet relative à la bioéthique en autorisant sous certaines conditions la recherche sur l'embryon et les cellules souches embryonnaires, JORF n°0182 du 7 ao?t 2013, Texte n°1; X. Bioy et E. Rial-Sebbag, ?L'autorisation de la recherche sur l'embryon: évolution ou révolution??, AJDA, 2013, n°38, p.2204-2208. [48]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07-108. [49]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然而，新技术不能迅速普惠，技术红利可能带来新一轮的资源重新分配中的不均衡，在增强者和未增强者之间产生了新的身份差异，获得更长寿命、更强大体魄以及更多技能的人群可能对未获得者进行掠夺和歧视，进一步加深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及其实践运用中，也存在治疗和改良难以确定的情形。一方面，超人类主义可以被认为有利于鼓励个体对平等权的追求，协助个人逃脱基因的掌控。